一些中国游客的行为，其实并不是到了海外才忽然变坏的，事实上，这些人在国内也是如此，节假日中国各大旅游景点的恐怖状况就是最好的注解，只是在国境之内，大家习惯成自然，久而不闻其臭；出了国门，到了文明程度更高的地方，一下子就扎眼起来。所以，中国游客在海外的不文明举止，原因其实应该在中国国内找。

    千百年来，中国社会是一种费孝通所谓的“差序格局”，每个人以自己为中心，像石子投入水中一般，形成一圈圈的人际关系，波纹的远近标示着社会关系的亲疏，人们则依据这种亲疏远近决定自己的行为，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和道德标准。在私人联系之内，受制于熟人圈子中的舆论威力，人们温良恭俭；离开了私人联系、到了公共领域，原有的约束没有了，有些人就会为所欲为，行为大变。所以在中国，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利而没有义务了，因此很多人的家里窗明几净，但对公共走廊里的灰尘却视而不见，到了大街上则乱扔垃圾、随地吐痰，公共厕所更是难以踏足。梁启超、陈独秀、鲁迅等前贤早已痛心疾首于国人公德的缺失，但到今天，情况并没有多大的改善。

    而中国的教育制度，也无法对上述情况起匡正的作用。长期以来，中国大陆的教育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学生一进幼儿园就开始接受“爱党、爱国、爱人民”、“八荣八耻”、“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等带有明确意识形态宣示和教化的教育内容；近年来，虽然兴起所谓的“素质教育”潮，但也基本限于小提琴、芭蕾舞、书法等对升学有加分作用的科目，便后冲厕、不乱扔垃圾等事关日常举止和教养的内容却得不到教授。到了高年级，分数更成了学生的命根。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国家的目标是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父母的期待是考高分、上名牌大学，只要有了这两样就是好学生，举止粗鲁、自私自利这些坏毛病只会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小节”，不值得介怀。

    从整体的文化氛围来看，1949年之后对城市资本家和乡村士绅阶层的消灭，以及对知识分子的整肃和改造，斩断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礼仪在民间社会的传承，而那些刚刚从西方传入中国大城市的风度、礼貌和讲究，也都被视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做派”而遭到斩草除根，最终，草根阶层的行为举止成了一直政治正确，文化和人际交往的那些细腻和精致的东西荡然无存，整个社会极度粗鄙化，人们甚至以粗鲁、不讲卫生、不修边幅为荣，认为这才代表革命和进步，而教养等一切温润的东西，都被视为革命不彻底、脱离群众的表现。这样一来，几代人成长于一种粗糙、和现代主流文明隔离的状态，而这些人恰恰是今天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在塑造着社会的主流文化。对精致、教养的向往和追求，可以说到今天都还只是少数人的事。

    此外，“大国崛起”的话语和中国国力的增强，使得一些国人到国外有一种扬眉吐气，以上国人自居的心态，言行举止轻狂。近代以来中国命运多舛，列强入侵使中国遭受百年屈辱，国人对此刻骨铭心，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中国是“受害者”这样一种心理定势，面对洋人有一种自卑感。直到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很多中国人也不再差钱，原有的自卑开始转化为狂妄，对别国不屑一顾，认为别人的都不行就我好，时时产生一种“巴黎有什么了不起，还没有北京、上海的高楼多”这样的肤浅心态，再加上国内养成的“有钱就是大爷”的做派，不受欢迎是必然的。

    这样看来，中国游客在海外的不文明行为，绝不仅仅是个人私德或修养的问题，而是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而在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的大背景下，和政府的执政水平和民主程度一样，中国游客的所作所为也是中国国际形象的一部分，而且更为直接。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游客的素质问题兹事体大。很难想象，一个国民随便在大街上乱扔纸屑、随地吐痰、没有平等意识的国家会成为世界的领导者。而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居然领导了，那又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世界？

    当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完美的乌托邦。今天以文明著称的日本、韩国、台湾游客，在几十年前也都是“丑陋”的代表。1989年，韩国废除出境旅游的所有限制，随之而来的是“丑陋的韩国人”的出现：到任何地方随意打牌，坐飞机狂饮免费供应的酒并喝醉，在旅游景点无视公共秩序碰触别人也不道歉，穿睡衣在酒店大厅走动等等，不胜枚举。但随着韩国经济的发展和政府对出国旅游礼仪持续不断的宣传和培训，韩国游客的举止得到了明显提升。要提高中国游客的素质，相关政府机构有责任对国民进行出国前培训，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社会文化氛围和教育体制，也需要有持续的改善。